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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二手市场淘到一台老式海鸥相机时，完全没料到它会成为噩梦的开端。机身泛着铜绿，镜头蒙着层薄雾般的灰，卖家说这是从老宅清出来的物件，便宜卖给了我。
当晚好奇心作祟，我打开相机暗盒，里面竟还卡着半卷胶卷。冲洗店老板接过胶卷时脸色骤变：“这卷相纸早就停产二十年了。”三天后，他把装着照片的牛皮纸袋塞给我，转身就走，再没多说一句话。
第一张照片拍的是老式居民楼的走廊，昏黄灯光下，一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背对镜头站着。我凑近细看，发现她的双脚是悬空的。第二张照片里，女孩侧过脸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睛里没有瞳孔，只有浑浊的白色。
翻到最后一张时，我浑身血液凝固——照片拍的是我的卧室，床上躺着熟睡的我，而床边站着那个碎花裙女孩，正歪着头盯着镜头。照片下方用红笔写着：“找到你了。”
当晚，我被相机快门声惊醒。月光下，那台旧相机的镜头正对着我，快门键在黑暗中一下又一下地自动按下。我颤抖着打开灯，发现床头不知何时多了张新照片，画面里，女孩贴在我耳边，脖颈处缠绕着生锈的铁链。
此后每晚，我都能听见铁链拖在地上的声响从楼道传来，越来越近。第五天夜里，铁链声停在了我家门前，接着是指甲抓挠门板的声音：“姐姐，帮我解开链子好不好......”
我在衣柜里翻出件陌生的碎花裙，裙摆沾着暗红污渍，口袋里还塞着张字条：“1998年7月15日，我被坏人锁在这里，再也没能回家。”当挂钟敲响凌晨三点，相机快门声再次响起，这次，我在取景框里看到了自己扭曲变形的脸，而身后，无数双惨白的手正缓缓伸来。
冰凉的手指刚触碰到我的肩膀，窗外突然炸响惊雷。闪电照亮房间的刹那，我看见镜子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——全是穿着碎花裙的女孩，脖颈缠绕铁链，空洞的眼白里渗出黑色液体。
相机开始发烫，快门疯狂连拍，胶卷轴发出刺耳的空转声。我跌跌撞撞冲向门口，却发现门把手被锈迹包裹，无论怎么用力都拧不开。背后传来铁链哗啦作响的声音，那个女孩不知何时己经贴到我身后，她腐烂的嘴唇擦过我的耳垂：“姐姐，你拍的照片......还没洗出来呢。”
话音未落，整面墙的相框突然炸裂，锋利的玻璃碎片悬浮在空中，像极了老式相机的取景框。每片玻璃里都映出不同的场景：昏暗的地下室、挂满铁链的铁架、还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正把哭嚎的小女孩拖进房间。我认出那栋建筑，正是我上周路过的废弃孤儿院。
剧烈的头痛袭来，一段不属于我的记忆涌入脑海。1998年的夏天，七岁的我跟着父母去孤儿院做义工，曾在储物间的门缝里，窥见那个男人殴打女孩的画面。当时因为害怕，我选择了沉默，而第二天，女孩就消失了。
“是你！是你看着我被害死的！”女孩发出尖锐的嘶吼，铁链如活蛇般缠住我的西肢。我被拖向客厅角落，那里不知何时出现了暗门，门后飘来阵阵腐臭。在坠入黑暗的瞬间，我看见老相机的镜头闪烁着红光，快门最后一次按下，定格下我扭曲的惊恐表情。
天亮后，邻居发现我蜷缩在相机店门口，怀里死死抱着那台海鸥相机。店员打开相机，发现里面塞满了照片——每张都是我被铁链缠绕的模样，而拍摄日期，永远停留在了1998年7月15日。
从相机店醒来后，我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诊断我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说那些诡异经历不过是我幻想出来的。但我知道，一切都是真的，因为每天午夜，我都会在病房的窗户上，看到那个女孩的手印，湿漉漉的，还带着铁锈的味道。
出院后，我决定追查真相。根据记忆中的画面，我找到了那座废弃的孤儿院。生锈的铁门吱呀一声打开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角落里的井盖上刻着模糊的数字“1998”。推开布满蛛网的房门，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在二楼的储物间，我发现了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铁架，上面还残留着几根断裂的铁链。
正当我翻找线索时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快门声。那个女孩就站在门口，这次她身边还站着十几个同样打扮的孩子。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女孩面无表情地说，“该让世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了。”
我颤抖着举起手中的相机，镜头里的场景让我头皮发麻——储物间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照片，每一张都是不同孩子被虐待的画面，而拍照的人，正是当年孤儿院的院长。原来，这里曾是人间炼狱，而院长用相机记录下了他的每一次暴行。
就在这时，整栋建筑开始剧烈摇晃，院长的幽灵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他面目狰狞，手里还握着那根熟悉的铁棍：“谁让你们来多管闲事！”女孩们发出愤怒的尖叫，铁链化作利刃向院长飞去。我趁机拍下照片，闪光灯亮起的瞬间，院长的幽灵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化作一缕黑烟消散了。
天亮后，我带着相机里的证据报了警。当警察进入孤儿院时，那些幽灵般的孩子都对我露出了微笑，然后渐渐消失在晨光中。新闻报道了这起尘封多年的惨案，院长的罪行终于大白于天下。
但我的噩梦并没有结束。每晚入睡时，我都会听到相机快门的声音，而床头柜上，总会出现一张新的照片——照片里，我和那些孩子们站在一起，笑容灿烂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本该美好的夏天。而照片背面，永远写着同样的字：“谢谢你，让我们不再孤单。”
